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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下降的成因和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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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经 发表于 2021-2-18 09:50: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生意经
2021-2-18 09:50:48 25 0 看全部


  摘要

  1、人口下降三个原因:育龄妇女人数下降(特别是25-29岁妇女人数下降)、生育年龄推迟、二胎高峰期回落,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导致生育年龄和意愿降低,与高房价关系不大

  2、出生人口下降,但生育率并未明显下降,30岁以上生育率反而在增加,因此人口下降的趋势不会长期持续

  3、生育率自然下降与人均寿命自然上升同时发生,人均寿命上升意味着完成人口更替所需要的生育率在下降,过高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规模过度增长,过少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收缩直至灭亡

  4、中国的人口问题更多是60年代生育高峰造成的,过度鼓励生育只会延缓人口老龄化,但无法避免老龄化。人口政策需要以百年为周期,同时考虑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打造合理的人口结构曲线,因此鼓励生育政策应该等育龄妇女人数跌至谷底后再推出

  5、解决老龄化的四种方式:罗马尼亚式(强制生育,大幅提高生育率将老龄化问题延后)、日本式(发债、将问题留给子孙后代)、欧美式(引进移民,补充劳动力)、朝鲜式(削减养老金),中国未来可能会以欧美式为主,其他三种并用的方式(引进东南亚劳动力)

  前言

  近日有媒体曝出一张截图,里面反映全国几个城市出生人口数量明显下降,

  且不说这些数据是否准确,也不说拿几个城市的数据就来代表全国的的走势是否客观。即便2020年出生人口真的明显下降,也未必需要大吃一惊,因为在疫情背景下,经济前景较为悲观,居民通常会压缩各种支出,由于养育孩子需要花费大量费用,因此很多家庭也会推迟生育计划以节省开支。与此相对应的是,去年我国的居民消费增速也明显疲软,迟迟不能恢复至往年正常水平,证明居民确实有节省开支的动机。参考国外的经验,美国在上个世纪大萧条期间,以及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生人口均出现明显下滑。
  当然不能否认的事实在于,从2016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确实在明显下降,从2016年的1700万下降至2019年的1400万,这给了很多媒体和专家以炒作的话题,甚至将出生人口下降解读为人口危机,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章,        出生人口下降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人口结构扭曲,育龄妇女人数下降

  
6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出生人口波动比较大:
  60年代—80年代中国的出生人口波动比较大,原因在于生育政策的左右摇摆。60年代我国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家家户户基本上都生3个或以上的孩子,导致60年代迎来生育高峰期。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又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因此1965年—1974年出生的人要远多于1975—1984年出生的人,而前者的孩子主要出生于1985年-1994年,后者的孩子主要出生于1995-2005,因此85后+95前的人数也要远多于95后和05前的人数。

  中国的人口呈双层宝塔型,老龄化程度与2003年的日本相当:
  之所以当前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生育主力逐渐从1985年—1994年的妇女群体转移至1995年—2005年的妇女群体,前者比后者多了30%。一般来说,女性大多在25-29岁生育,2015年,我国25-29岁的女性有6300万,而到了2020年,25-29岁的女性只有4600万,前者比后者多了37%。这对应着出生人口从1800万的高峰下降至1300万的低谷。

  假设出生率不变,由于育龄妇女人数逐年下降,未来十年中国出生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到2033年之后逐渐稳定在每年新出生1000万人左右。

  未来20年新出生人口预测(假设出生率不变):
  出生人口=育龄妇女×生育率,育龄妇女的多少是既定事实如果是育龄妇女人数下降引起的出生人口减少,那不能被解读为生育危机,因为这是自然的事实,跟生育意愿关系不大。只有生育率大幅下降,才能说明制度存在缺陷,生育政策需要调整。那么近几年我国的生育率有在下降吗?

  首先来看25-29岁的妇女生育情况,我们知道25-29岁的妇女是生育中坚,生育的人数占总社会生育人数的30%以上,因此这一年龄段的妇女生育率最具代表性。

  25-29岁妇女生育率走势:
  近几年25-29岁的妇女生育率有上升趋势,无论是一胎还是二胎还是三胎,这反映出在2015年放开二胎后,最佳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在提升,并未出现所谓的“高房价大幅压低生育意愿”的情况。

  30-34岁妇女生育率走势:
  近几年30-34岁妇女生育率也在上升,特别是2015年放开二孩后,这一年龄段的妇女二孩生育率大幅飙升,几乎翻了一倍。说明二孩政策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十多年前,30-34岁妇女一孩生育率也在上升,主要原因是现代人结婚和生育年龄推迟所致。很多女性年轻的时候更追求事业,因此选择晚婚晚育。

  35-39岁妇女生育率走势:
  与30-34岁的妇女一样,35-39岁、40-44岁(图略)、45-49岁(图略)的妇女,生育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2015年放开二孩后,出现了一波生育二孩的高峰,但之后有所回落。近几十年来随时社会进步,很多女性不再甘于做家庭主妇,而是选择去职场淘金,因此婚育年龄普遍推后,这说明我国女性地位在逐渐提高。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生育率数据,基本都是在上升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总体生育率却并没有上升呢?

  根源在于低龄女性生育率在大幅下降。

  20-24岁女性生育率走势:
  几十年前,我国生育主体是20-24岁女性,那一时期这一年龄段的女性普遍会生1-2个小孩。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很多原本要去种地/做工的年轻女性进入大学,成为大学生,继续享受接受教育的权力。几十年前,农村家庭的女性即便考上了大学,可能也会被父母勒令去打工以补贴家用,早早嫁人生子,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今天,大部分年轻女性都能在高校接受教育,避免年纪轻轻就嫁做人妇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虽然这会降低生育率,但不应该被拿来指责。

  近几十年来我国总生育率下降幅度不大: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总生育率下降幅度不大(总生育率=出生人口/育龄妇女),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24岁女性生育率下降所致,这种下降是我国女性受教育权上升的体现,靠生育政策改变无法逆转。另一方面,作为生育主体的25-29岁女性生育率保持稳定。30岁及以上的女性生育率反而有所提升,因此女性生育意愿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而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1、育龄妇女人数快速下降,特别是25-29岁的妇女;2、全面二孩政策导致2016年和2017年生育二胎报复性反弹,高峰期过后有所回落;3、2020年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是经济低迷导致的,经济低迷使居民紧缩开支,一些家庭推迟了耗费较高的生育计划。

  第二章,人口政策需要以一百年为周期

  在古代,生育率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假设古代人类平均寿命是50岁,那么维持人类人口恒定的生育率是2%,即每年需要生育总人口2%的小孩。假设公元元年人类有10亿人,人均寿命50岁,每年新出生2%的总人口(即2000万人),那么公元元年—公元50年期间人类总共新出生100%的总人口(即10亿人),那么到公元50年的时候,人类完成了一次全新的人口更替,人口总数维持10亿不变。过高或过低的生育率都会对人类造成冲击,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随着时间推移人类数量越来越少,最终直至灭亡;过高的生育率会导致人类数量越来越多,最终因为粮食不够吃而引起战争,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使总人口恢复平衡。

  古代的统治者由于无法精准地控制总人口数量,因此要么因为人口衰减而引起外患(比如西晋和古罗马),要么因为人口太多而引起内乱(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但总体来看,古代社会人口的数量与自然资源储备量是相匹配的,这也是中国古代人口数量经常维持在5000万左右的原因。

  从这个逻辑来说,生育率与人均寿命成反比,当人均寿命上升时,维持人口恒定所需要的生育率降低;当人均寿命降低时,维持人口恒定所需要的生育率上升。假如人均寿命是30岁,有效生育率是3.33%(每年新出生总人口3.33%的小孩);假如人均寿命是50岁,有效生育率是2%;假如人均寿命是80岁,有效生育率是1.25%;假如人均寿命上升至100岁,有效生育率是1%。因此战争年代由于人均寿命下降,生育率普遍上升;和平年代由于人均寿命上升,生育率普遍下降。

  古代人均寿命普遍在30岁左右,与现代的70多岁(未来可能进一步上升至80多岁)相比明显偏低。为什么古代人均寿命会这么低呢?主要是古代过高的夭折率导致的,由于医疗条件较差,抵抗力较低的婴儿或儿童死亡率普遍较高,大大拉低了人均寿命。

  古代夭折率普遍偏高,拉低了人均寿命:
  由于古代人均寿命大约在30岁左右,因此所需要的总人口出生率为3.3%,对应下来就是每个家庭需要生6-7个孩子,如果考虑到古代富人三妻四妾、穷人一辈子打光棍的问题,每个家庭可能要生更多的孩子,一些大户人家甚至会生十多个孩子(包括妻子和妾一起生的)。

  二战后,由于我国经济条件和医学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提升,从民国时期的40岁左右(主要是战乱所致)上升至当今的70多岁,但在70年代前,由于人口观念并未及时转变,生育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5%左右,即每对夫妇平均生育4-5人),因此人口规模大幅增加,从5亿人上升至10亿人,虽然后来出台计划生育政策,但受人口惯性影响出生人口仍然较高,以致于总人口一路飙升至14亿人。庞大的人口规模一方面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另一方面也使我国面临竞争过度激烈的问题,高房价、教育竞赛、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都与人口过多有关。

  建国前30年出生率降幅不及死亡率降幅,导致人口大幅增长:
  中国当前的问题主要是60年代生育高峰导致的,问题不在于近十年来出生人口太少,而在于过去(60年代)出生人口太多,这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及其不合理。如果大幅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只会使老龄化延后。因为老年人太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放开生育反而会加重年轻人负担(上有老下有小),原本一对夫妻要养四个老人、1-2个小孩,全面鼓励生育后一对夫妻要养四个老人、2-3个小孩,压力大幅上升。

  人口政策更应该站在未来100年的角度去考虑,中国的问题仍然是人多地少的矛盾,18亿亩耕地要养活14亿人口,且由于人口太多,造成各种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竞赛、医疗紧缺、房价上涨、能源消耗等问题均跟人口过多有关。一个合理的情况是,中国拥有8-9亿人口最为合适,这样既不拥挤,也能继续保持强大的综合国力。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很重要,我国存在扭曲的人口结构问题,1965-1975年、1985-1995年出生的人口太多,造成人口结构呈“葫芦型”。未来应该尽可能优化人口结构,有计划地“削峰填谷”。比如说当育龄妇女人数增加时放宽生育政策,当育龄妇女人数减少时收紧生育政策,使每年出生人口保持稳定。由于长期来看我国拥有8-9亿人口最为合适,中期来看10亿人即可,且预计未来人均寿命能提升至85岁以上,因此未来十年每年新出生人口保持在1200万人以上即可,无需追求过高的出生人口,之后再全面放开,使人口增长保持稳定。虽然短期内人口收缩会带来阵痛期,但只要能熬过这种阵痛期,100年后的中国就能解决老龄化问题,轻装上阵。

  除了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之外,人口素质同样重要。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下降主要原因系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所致,妇女普遍推迟了生育年龄和生育规模,使出生人口有所下降。这种现象总体来看利大于弊,虽然出生人口下降了,但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使儿童素质也有所增长,这有利于人口素质持续改善。在某种程度上,人口素质比人口总量要重要。

  第三章,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四种方式

  1、罗马尼亚式,强制生育政策

  上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为了促进本国人口增长,出台过强制生育的政策。要求一对夫妻至少生四个孩子,否则就要面临惩罚,罗马尼亚甚至禁止夫妻离婚,以确保妇女充当生育机器。但这种政策并未有效促使罗马尼亚人口增长,因为生育率虽然短期内大幅增长,但婴幼儿死亡率却同步上升,罗马尼亚人均寿命有所下降。另一方面,虽然人口增长,但人均国民素质却并未跟上,医院、学校的匮乏导致罗马尼亚的未成年人并未获得良好的成长环境,犯罪率居高不下,国民健康也受到冲击。到了上世纪90年代,罗马尼亚人口总量反而出现下降,强制生育计划宣告失败。

  长期来看罗马尼亚强制生育政策并未导致人口大幅增长:
  因此罗马尼亚强制生育的政策是非常失败且不可取的。近几年国内有观点要求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这无可厚非;但有些激进的观点要求征收丁克税,甚至对不生二胎的夫妻征税。这很不可取,因为这种变相强制生育的政策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不仅无法促使人口增长,还会降低人口素质。

  2、日本式,政府举债为老年人发养老金,将问题留给子孙后代

  日本是世界上代际矛盾最重的国家之一,主要是由于日本的老年人占比太高,占总人口1/3。但日本又是民主国家,由于老年人有大量选票,政府不敢得罪老年人。因此日本的养老金支出非常大,使日本政府常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为了筹集养老金,日本政府大力举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00%,居世界第一。举债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偿债的主体是未来的年轻人,日本举债发养老金的做法相当于将偿债压力转移给了子孙后代。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年轻人压力非常大,政府为了支付养老金,就会削减其他方面的民生开支。日本的年轻人被迫给老年人打工,代际矛盾尖锐。

  因此日本的做法同样不可取,因为这种模式无法长期维持。政府不可能一直借钱来发养老金,随着日本老年人占比逐渐增加,日本代际矛盾会越来越严重。

  3、欧美式,引进移民,靠移民来养老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老年人占比也很高,但却不存在老龄化危机,根源就在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源源不断地年轻劳动力流入。因此美国不用担心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欧洲也逐渐向美国靠拢,以德国为例,过去德国的政策一直对移民较为排斥,但随着德国老龄化加重,德国也开始大量引进移民。主要以土耳其移民和叙利亚移民为主,移民使德国经济重新走向复苏,但也加剧了德国的治安矛盾,引起社会矛盾。

  移民是未来中国可考虑的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式之一,未来50年内,东南亚人口仍将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如果能从东南亚引进劳动力,将能有效缓解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东南亚特别是佛教主导地区人民较为温和,犯罪率较低,适当引入绿卡机制可以在不降低国内治安的情况下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从东南亚引进劳动力必然会遭至本国舆论的反对,这一方案可行性有限。

  4、朝鲜式,削减老年人养老金,由家庭代替政府养老

  朝鲜式的养老模式与东亚传统养老模式一脉相承,即由家庭主导养老,而非以政府主导养老。朝鲜的养老金较低,政府开支主要向军费和教育集中,老年人养老主要由各家庭内部负责。这与东亚传统历史较为符合,古代东亚地区养老更多由家庭内部承担,日本甚至会因为家庭不堪重负而出现弃老的行为。

  如果政策不出现大幅变动,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养老金缺口(东北地区已经出现养老金缺口,更多靠南方省份补给)。因此可能会面临一个两难:要么学习日本举债养老,要么学习朝鲜削减养老金。从大方向来说,未来我国养老主体可能更多还是落实到家庭甚至个人,因此年轻人应该多存钱以应对养老问题。

  政策总是面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解决老龄化危机,要么硬性鼓励生育、要么举债发放养老金、要么引进移民、要么削减养老金。综合来看引进移民的成本最低,效果最好,但民间抵触最大。对个人来说,趁年轻,多存钱,多购买资产,用资产来养老要比靠养老金养老可能要务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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